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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不去的“有话好好说”:张艺谋张伟平决裂史_明星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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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31日,媒体曝出:张艺谋再次起诉张伟平。

2016年,张艺谋曾诉张伟平及其公司“新画面”拖欠《三枪拍案惊奇》分账款及其他导演费报酬,法院二审后判决新画面影业给付张艺谋影片《三枪拍案惊奇》分成款246.36万元。然而,张伟平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,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。

从2016年到2021年,五年时间,张艺谋起诉了张伟平以及“新画面”三次,如今“新画面”已被吊销,但官司还没打完,媒体曝光,9月7日开庭。

世间事,总是如此玄妙,故事的发展,好像一部张艺谋电影的大结局,虽然张伟平被法庭判的钱还没要回来,但对于看客们来说,胜负早已分晓。

可问题是,为什么张艺谋会一次又一次向当年的“老大哥”发起诉讼?

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故事,很容易被媒体解读为 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的故事,或者利益目标达不到一致导致“分手”的故事。

但我却想起了另一个人,如果说张伟平曾经是张艺谋的“老大哥”,那么这个人,才是张艺谋真真正正的大哥。

有些故事,并不是只有是非恩怨那么简单。或许这位大哥,才是解开张艺谋和他“老大哥”张伟平恩怨谜面的真正谜底。

两个大哥,只能选一个。

真正的大哥:“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,往前走,莫回头”

故事回到1978年,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。当时摄影系的年龄限制是22岁,28岁的张艺谋超龄被刷掉。后来几经周折,北电虽然录取了张艺谋,但给了张艺谋一个附加文件:“仅同意其旁听两年,而后自谋职业。”

当年与他同时进入北电的大龄考生还有一人——陈凯歌。

所有同学都没有张艺谋的危机感,两年过去,别的同学正准备读大三,特批入学的张艺谋却跑去隔壁导演系找田壮壮诉苦:“哥们儿这一走,可能就回不来了。”

好在北电惜才,让张艺谋及时转正,念完了大学四年。拍摄毕业作品时,张艺谋加入田壮壮导演的《红象》剧组,去云南拍片。

《大宅门》的导演郭宝昌看到这部片子惊了:“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,中国要出大师了!”

从云南回到北影,张艺谋和陈凯歌一起看了《红象》的样片。陈凯歌觉得好,张艺谋却不够满意。

陈凯歌对张艺谋说:“八二届153个同学,有一点数你最强烈——心比天高。”

毕业后张艺谋一心想来西影厂,无奈当时厂长还不是他后来的大哥,挑人时没要他。

1983年,广影看中了西影的剧本《黄土地》,准备筹拍。摄影敲定了张艺谋。导演一时没合适人选,张艺谋推荐了同学陈凯歌。

正是这一年10月,43岁的吴天明出任西影厂长。当年西影影片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,这种境况,将在吴天明上任两年后被彻底改变。成败关键,在于人才。

恰好当年,到黄土高原选景的陈凯歌、张艺谋盘缠用尽,车也坏了,拄着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吴天明。吴天明给了两千块钱,安排食宿,找了一辆吉普供他们采风。

后来《黄土地》震惊了影坛。

吴天明知道留不住北京人陈凯歌,把心思全放在了张艺谋身上。

拍《老井》时,吴天明跟张艺谋说:“你必须来帮我,你来做摄影,咱们一块把这个戏弄好,弄完以后你爱到哪去到哪去。” 结果拍着拍着,张艺谋从摄影,变成了男主角。

1985年,张艺谋凭这个角色拿了东京电影节影帝。

同在这一年,陈凯歌拍出谢园主演的《孩子王》。吴天明对张艺谋说,咱还拍啥,差得太远了。张艺谋听了,心里憋着一股劲要和老同学较量一把。

这一把,就是改编莫言小说——《红高粱》。

吴天明力排众议,把张艺谋从摄影提拔为导演,男主姜文,女主用了张艺谋千挑万选的巩俐,电影原片名——《九九青杀口》。

可当年张艺谋带队去了高密,一看就傻眼了——高密已经几十年没种过高粱了。

好在那会儿正是种高粱的时候,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问题是项目还没批下来,凭什么给你钱搞种植。

又是吴天明得到消息,火速从各个部门撸出三万多给张艺谋打过去,让他赶紧拿去种高粱,“出了事我担着”。

这部电影拍得很苦,顶着巨大成本压力的张艺谋,拍完最后一个镜头,把自己的拍戏时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当地的黄土里,并发誓,如果这部电影没成,他从此就再也不走电影这条路了。

结果,就连看好张艺谋的吴天明也没曾想过,当初花三万块种下的那片高粱地,最后长成了《红高粱》。

1988年,《红高粱》在柏林电影节上斩获了最佳影片金熊奖,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大三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。

在电影票价只有几毛钱的年代,《红高粱》当年在国内上映的票房总计超过了4000万元。

莫言回忆:“1988年春天过后,我走在路上,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《红高粱》里的歌曲。”

张艺谋当年说了一句:“愿为天明,肝脑涂地。”

拍完《红高粱》,张艺谋和还在上大学的巩俐走到了一起。

有一天,芦苇找张艺谋来看陈凯歌的新片。张艺谋看完评价说这是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电影。那会儿好莱坞还是个贬义词,一句话把芦苇和陈凯歌气坏了。

这部电影,叫《霸王别姬》。

正好当年张艺谋向余华买了一部小说的版权,找芦苇改编剧本。据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在《宿命:孤独张艺谋》里所写,当年张艺谋每天拍完戏,还要把主创集中到一起开会,熬到最后编剧芦苇累得全身只有两个手指头还能活动,就用来按录音键,先把导演的意见录下来再说。

而一旁的葛优最聪明,用剧本盖着脸装睡,不然张艺谋要是看到他眼睛还张着,准会逮着他聊一宿。

最终影片拿下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,说出那句“人活着,就比什么都强”葛优,拿了戛纳影帝。

在短短几年之内,当年来投奔吴天明的两位导演纷纷开花结果,创作出至今豆瓣评分最高的两部国产电影。

芦苇后来说:“那时候,我很高兴,我以为我们就要起步了,没想到,那就是终点。”

而张艺谋在迎来一个创作巅峰期后,在电影路上失去了一个大胎盘素的使用方法哥,却迎来一位“老大哥”。

缘起:“有话好好说”

1989年,张伟平将和人凑的40万全部投入房地产行业,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有了钱,张伟平也想进军文化产业,那一年北京文艺圈聚会,张伟平带着老婆坐了进去,席间,恰好就有张艺谋。

一来二去,两人成了朋友,一开始不谈电影,就是吃吃喝喝。

到了1995年,张艺谋遇到了新的坎儿。

许多年后,于和伟进组《悬崖之上》,对张艺谋说,导演我们见过的。

张艺谋问:是在哪个新闻发布会上?还是活动上?于和伟笑,不是。

他第一次见张艺谋,是在1995年,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的片场。

那年于和伟24岁,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大三学生,副导演到学校里找了一帮群演,于和伟是其中之一。

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进电影剧组,全部戏份是在舞池里跳舞。

站台上唱歌的是巩俐。但那也是张艺谋与巩俐那一轮巅峰合作的尾声。

到了1996年,张艺谋筹拍《有话好好说》,失去了巩俐这个招牌,临到电影开拍,投资人撤资了。

恰好张伟平约张艺谋吃饭,餐桌上,张伟平发现张艺谋有心事,张艺谋和盘托出后,张伟平想都没想就问:“差多少钱?”张艺谋说:“2600万。”

结果张伟平连剧本都没看,拍着胸脯自己一个人投资了《有话好好说》。就这样,张艺谋和张伟平的第一次合作开始了。

这部张艺谋亲自客串了一个民工角色,对着楼上的瞿颖的角色大喊“安红,我想你”的都市喜剧片当年卖了四千多万,表现不俗,但那个时候,张伟平不懂发行,把电影版权以800万打包卖给了日后的欢喜传媒老板董平。

如今,欢喜成为张艺谋的重要合作方之一。

就这么着,《有话好好说》让张伟平赔了一千多万,张艺谋觉得很不好意思,张伟平却说没事,“这本来就不是为了挣钱,关键时刻不伸手,那还要朋友干什么。”

为了能和张艺谋更好的合作,1997年,张伟平投资1000万成立了新画面影业。张伟平任董事长,张艺谋任艺术总监。

张伟平对张艺谋说:“你放心大胆的干,只要是你拍的电影,我都敢投资。”

出于对彼此的信任,两人只有口头约定,没有签署合约。张艺谋说,我们的制片人,一不看剧本,二不看账本。

可惜两人都只看到故事开头,没猜到故事结尾,正是这一充满江湖豪气的举动,为日后纠葛埋下伏笔。

那个时候,两个人亲密无间,张艺谋每周到张伟平家吃一顿饭。

那几年里,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、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《幸福时光》相续问世。《一个都不能少》获得威尼斯金狮奖;《我的父亲母亲》摘下柏林电影节银熊奖,章子怡作为新一任“谋女郎”。

但同一时间,张艺谋却遭遇了票房上的低谷,2000年上映的《幸福时光》,只卖了500万。到这时候,张伟平并未对电影创作提出太多意见。

可是1997年张艺谋父亲张秉钧过世之前,最后一面见张艺谋。老人语重心长地对张艺谋说:“与张伟平的合作,让我非常担忧,想起来就闭不上眼睛。从面相上看,张伟平不善,如果合作得不好,你们一旦分手,你肯定遭到报复。你根本不是张伟平的对手。

不知道当年的张艺谋,是否听进了老父亲的肺腑之言。

也是这期间,张伟平批评张艺谋“矫枉过正,太重视讲故事了,商业元素不够”,张艺谋默默接受了老大哥的意见。

黄金时代:张艺谋和张伟平一起创造《英雄》的日子

改写一切的,显然是《幸福时光》后张艺谋的下一部电影,张伟平当年为影片规划的阵容包括:梁朝伟、张曼玉、章子怡、甄子丹,以及已经进军好莱坞的功夫巨星李连杰。

在陪利智生产错过了《卧虎藏龙》后,李连杰第一时间接下了无名的角色。

张伟平大胆创新,采取了许多国产影片从未采取过的营销手段。为防止盗版,新画面将影片的第一盘拷贝,于首映礼当日才空运到现场,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,中国观众第一次听说一个新概念——零点首映。

一系列运作之后,张伟平对媒体公开表示,《英雄》国内票房将会破亿。听到张伟平的预测,张艺谋惊讶地说,“《卧虎藏龙》才1千多万,咱两千多万就行了”。

最终这部投资3000万美金的武侠大片,在国内全年总票房只有9亿元的2002年,拉动了1100万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,总共斩获2.5亿票房,全球票房达到1.77亿美元,中国电影从此进入“大片时代”。日后央视的一项调查显示,《英雄》的观众中,有八成已经多年没有进入过电影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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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也有影评人认为,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,张艺谋作品中的文学色彩渐渐变淡,商业色彩渐渐浓厚。

这期间,张艺谋和张伟平的关系依旧固若金汤。

张伟平接受媒体采访表示:“老有人问我,你跟艺谋这么多年就没有矛盾吗?我说怎么可能。其实我们有过矛盾,我第一次跟他急就是《十面埋伏》。张艺谋要掉沟里去,那得多大一帮人看着呀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奔沟里去啊。艺谋这人就是一根筋,我能做的就是不让他一个人跳,至少得拉上我。”

决裂:“三枪拍案惊奇”

尽管票房一路高歌猛进,但那十来年当中,张艺谋最受观众认可的作品,反倒是票房平平的《千里走单骑》,哪怕是张艺谋尽力返璞归真的《山楂树之恋》,也无法回归早期的那种纯粹浑厚,唯有这部张艺谋为辞演《英雄》的高仓健量身打造的电影,稍稍接近。

2005年,《千里走单骑》专场放映时,张伟平曾向媒体提到一个细节:“我看上一件皮衣,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,当时我跟身边的人开玩笑,说谁把一辆‘富康’穿在身上啊。这件事也就过了。但后来艺谋听人说了,当天晚上我就看见这皮衣挂在我房里,还有一纸条:‘小伟,是这件吗?’我马上打电话给他:‘你必须退掉。’他只说了一句:‘难得我能为你做件事。’。”

然而这部电影还见证了另一段男人的友情:高仓健和张艺谋。

当年高仓健已经年过70,每天张艺谋都抢先拍高仓健的戏,然后劝他回旅店休息,可是高仓健假装离开后,却会默默守在剧组离开的道路上,一直等到剧组下山,向所有人鞠躬,再转身离去。

两人就像是两个古代范儿的侠客,都不擅言辞,却一诺千金,张艺谋后来去日本,高仓健亲自打造了一把好剑送给张艺谋,张艺谋离开日本那天,临走之前一回头,看到高仓健远远地朝自己鞠躬告别。

正是这位长者,曾经给张艺谋写信,让他坚持内心对艺术的选择,不要被制片人束缚和控制。

张伟平知道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,要求张艺谋不要再和高仓健来往。

真正的改变,往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。

到了2006年,张艺谋准备拍摄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时候,原本演员和剧本都已经到位了。正值大一的黄轩被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副导演选中,准备出演小皇子一角。但张伟平忽然要求张艺谋增加周杰伦饰演的二皇子以增加卖点,最终导致黄轩被迫换掉,整个故事架构也完全被打乱重改。

而在巩俐拍摄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合同中,有一条明确标注是——“整个拍摄和宣传过程中拒与张伟平夫妇见面”。

据周晓枫在《宿命:孤独张艺谋》里所写,是因为张伟平夫妇对巩俐有所忌惮,认为要彻底掌控张艺谋,就必须拆除了张艺谋的这道防卫系统。后来得知真相的巩俐大为震动,与张伟平夫妇绝交。

影片最终票房近3亿,却遭遇观众质疑为“团体操美学”。

张艺谋当年大哥吴天明发言:“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,我们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?”

到了《三枪拍案惊奇》,张艺谋原本对标的是科恩兄弟的《血迷宫》,但张伟平又要求加入因春晚走红的小沈阳。

张艺谋问张伟平,为什么要推荐小沈阳。

张伟平答:他红。

为了给他搭戏,整个班底也几乎换成了赵家班,结果一部“中国版《血迷宫》”被拍成了影迷口中的“小品”。

谈及这部电影,张艺谋曾直言这是他最不满意的作品。

吴天明这次直接向张艺谋发问,“我问张艺谋,《三枪拍案惊奇》你想告诉人什么?!”

而张伟平面对媒体的回应是:真正的口碑一定来自老百姓,一些文化人根本代表不了老百姓,他们甚至不会像老百姓那样走进电影院。

可问题是,《三枪拍案惊奇》票房也玩砸了。

到了《金陵十三钗》,张伟平嫌电影的规模太小,让张艺谋加入战争戏,还要加上一段倪妮和贝尔的亲密戏,并且在电影宣传期间大肆渲染。

据说这部电影拍到最后,张艺谋拒绝接张伟平的电话和短信,就这么把电影给拍完了。

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时,张艺谋、张伟平都来到现场,但这也是二人最后一次碰面。

这一年,张伟平公开承认“现在和张艺谋没啥关系了”。

同年10月,张艺谋终于面对媒体首谈“分手”,称以后不会再做不想做、被迫做的电影,“别的我能忍,可电影是我的底线!不能你想增加什么情节就增加什么情节,你想让谁演就让谁演——甚至连下一部片子还没定什么内容呢,你都先定了女主角,那我就没有自主权了,纯粹就成了摇钱树。干涉创作,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”。

张伟平则颇为感慨地对媒体表示:“我经常想起中国那句老话——日久见人心。现在别说人心了,人影都见不着了。”

又过了整整三年,2015年7月,张艺谋终于将新画面公司告上法庭,要求其支付电影《三枪拍案惊奇》的票房分红1500万元。

最终法院判定,新画面公司需向张艺谋支付票房分成款246万3600元。

如今张艺谋五年第三次上诉,曾象征两人合作与情谊的新画面公司却已经注销了。

谁还记得当年张伟平的那句话:“如果哪一天艺谋不拍电影了,我也就不做电影了,如果他有一天不需要我了,我也放弃。”

从《归来》到《悬崖之上》:张艺谋张伟平决裂九年

张艺谋当然还在做电影。

告别张伟平后,张艺谋蛰伏三年打造出了《归来》,重新合作了巩俐,影片获得了不错的口碑,票房最终定格在3亿左右,刷新了当时的文艺片记录。

可接下来的《长城》又令张艺谋遭遇新的口碑争议。

从好莱坞归来,张艺谋说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:“做回你自己”。“做回自己”,张艺谋交出的答卷是《影》。

《影》的票房口碑,最终不上不下。没人否认张艺谋实力还在,但他和这一代观众之间的那层壁,已经越来越厚了。

张艺谋索性完成了写给电影的情书——《一秒钟》。

影片上映前,张艺谋接受媒体采访表示,“像我这样的导演还能拍几部,一般导演都没人投资了。这部电影算是了了自己一个心愿。”

这部难得的情怀之作最终口碑不俗,票房不利,但就在整个市场对张艺谋充满怀疑的时候,张艺谋带着《悬崖之上》杀进五一档,最终影片口碑稳定,票房超过11亿。

接下来,张艺谋还有抗美援朝题材的《狙击手》,以及于和伟、周冬雨等主演的《坚如磐石》,仅仅用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”来形容他已经不够了,张艺谋的蓬勃创作力,似乎终于在告别张伟平九年后被重新彻底释放,并开启了他电影梦想的第二春。

张艺谋,终于找回了张艺谋。

老谋子起诉“老大哥”和想念大哥的日子

如今的张艺谋,似乎把时间当成了最值得敬畏的对手,开始一场和时间的赛跑。

和张艺谋一起工作的20年里,一位工作人员常常听着他的“倒计时”:人这一辈子,我还剩多少多少天,我还能拍多少部电影,你不要浪费我的名额,我的每个名额都很珍贵,我要拍不同的东西……

张艺谋曾说:“第五代集体成才,是赶上了厚积薄发的大环境。那个时代的蓬勃的文学、全民的风气、从头来过的热烈氛围造就了我们,是时代给了巨大的荣耀。”

但时光荏苒,一切就像王朔在《一声叹息》里写的:有些事隆重地开幕,结果却是一场闹剧一幕幕开场的锣鼓,一曲曲落幕的悲歌,如今都已随风而去……

包括那些国产艺术电影的盛宴,那些璀璨的星光,如今都一一飘散如烟。

随着资本的蓬勃发展,我们的作品,变成了大数据的,我们的金曲,变成了流量明星的,我们的审美,变成了速食的,哪怕是张艺谋,也再拍不出令葛优戛纳称帝的电影了。

故事回到1994年,吴天明终于回到国内。

他回国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《变脸》,没有一线演员敢接演。电影票房平平。

有记者去采访张艺谋。张艺谋回应:“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。我们要试水,要两条腿走路。这些吴天明导演都看在眼里。半年前我和他见过一面,我们谈了很多,他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,我知道他一直看不上。”

又过去好些年,中国电影似乎依然是被票房绑架的时代,2012年,吴天明拍摄了导演生涯最后一部电影《百鸟朝凤》,讲的是两代日本胎盘素按摩膏视频唢呐人焦三爷和天鸣传艺的故事。

改剧本时,吴天明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多月,时常痛哭流涕。陈凯歌说他拍这片是“惶恐滩头说惶恐,零丁洋里叹零丁”。在吴天明心中,如果焦三爷是自己,谁是天鸣?张艺谋还是陈凯歌?谁把中国电影这门手艺,传下去?

2014年,《百鸟朝凤》完成,发行公司的意见是:“这片子拍得很好,但不知道怎么卖。”

不久后,吴天明突发心梗去世。

追悼会那天,张艺谋、陈凯歌、芦苇、田壮壮、顾长卫、蒋雯丽等电影人赶来参加他的追思会。

追悼会上,导演郑洞天说:“他(吴天明)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《霸王别姬》这样的作品,可惜他没看到。”那一刻,张艺谋神情黯然。

老爷子还在的时候,张艺谋说:“我当时有一个想法,就是《归来》做好了,请头儿看一下,希望听到他的一些看法,我很在意他。”

岁月变幻,一切都无法改变,改写电影的不是金钱,也不只是流量,而是整个时代。

但或许总有些人,试图对抗命运。

回到张艺谋与昔日老大哥的官司,江湖,恩怨,钱,对今日的张艺谋算得了什么?他争的是一口气。有恩报恩,有怨抱怨。

但吴天明的恩情拿什么还?不管多好的大哥,总有所图,只不过张伟平图的是能用名利计算之物,而吴天明图的只有一样,就是让张艺谋再拍出《红高粱》《霸王别姬》那样的电影。

两个大哥,只能选一个,两条路,也只能选一条。张艺谋的选择,清楚明白。

《百鸟朝凤》电影的最后, 焦三爷把衣钵传给了徒弟天鸣。片尾,天鸣在焦三爷坟前,吹了一曲《百鸟朝凤》,送师傅上路。

如今大哥已不在,只剩明月常照人。但夜深人静时,或许老谋子还会想起当年和大哥吴天明拍电影的日子。

和有缘人,做快乐事 别问是劫是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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